至于学者们所提出的实质性要件和程序性要件均是裁量基准的具体要素，其核心指向一个问题：行政机关对裁量基准里的各种要素进行综合判断后，是否能够推导出在知悉范围外的第三人具有知悉国家秘密类政府信息的权利和利益。

(32)参见[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与裁量统制》，王天华译，《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法官应当选取其他标准进行审查。

可能性标准只需要原告有受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不需要说明行政行为的违法程度。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知情权在我国宪法中存在对应的权利基础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1)设定裁量基准的审查阶段。(23)而上述案件的判决也主要是为了避免原告诉权下降至主张性标准进而演变成民众诉讼。因此，此处的工作需要只是相对行政公务的履行而言，其想要传达出真正的含义是行政任务的需要，而非行政机关的需要。

二、司法对国家秘密审查的学理基础 根据法律保留——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行政权运行逻辑，司法审查依据来自行政行为本身的性质、构成要件以及效力的规定。(一)司法对实体问题审查的要点 根据先前学者的研究，该类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对象应当区分为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除了法律释义学的细腻操作，行政法总论还应积极回应行政任务的变迁与国家社会发展的整体定位。

[45][奥]汉斯·凯尔森等：《德意志公法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王银宏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74页。在法典价值层面，其能够平衡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从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来看，相比改革开放的初创时期，我国当下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在研究广度与研究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2]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148页。

虽然不少问题仍存在观点争鸣，但是在反复对话、辩论过程中学术共识递增而分歧递减，为学理共识的形成提供了可能。3.序编总则合一模式契合我国行政法总则的功能定位。

纵向上是指公因式的对象标准，即何种法律规范可以纳入公因式的提取范围。法律规范的表达是为生活关系提供特定的价值评判。因此，法律定义条款，尤其是关系到整个法律的理解与适用或者贯穿整部法律的定义，应当在总则中加以规范，而有关定义只涉及特定章节的，应当在分则中加以规范。哪些内容属于行政法总则的空白进而需要体系补全，是体系补全立法技术运用的关键问题。

以《德国民法典》为例，其被誉为所有法典中技术上最先进者法律科学的杰作，其核心是以提取公因式为代表的抽象方法的科学运用。[41]在行政法总则的制定中，除了运用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之外，还应运用提炼学理共识立法技术。因此，未来编纂的教育法典、环境法典等领域法典无须重复行政法总则的内容，只须针对教育、环境、卫生等部门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情况作出规定即可。关于法律效力标准，公私法同中有别。

公因式的对象标准是该项立法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哪些行政法律规范可以被抽象、整合到行政法总则中。序编总则合一的法典总则模式在全球的推广，恰恰反映出二者在功能上的相互补充。

法不仅是意志的产物，也是来自抽象推导之概念的产物。4.行政法总则是引领法治政府建设的宣言书。

具言之，第一，学理共识的形成始于学者在法律适用以及学科体系层面提出法律问题，引发法律共同体的学术辩论。既然这种定义具有必要性，那么应该在总则中加以规定，让读者尽早了解，可以更好地表达立法者的意图，方便执法者理解与适用。行政法总则应当具有足够的抽象性与通则性，能够为所有行政活动提供规范指引。[8]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服务于法律推理的正确形式这一核心要旨，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两个要素彼此齿合，合乎法律推理的形式目的与实质目的。不同于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数量繁多、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复杂，形成的共性规范相对有限。

行政法学理论与行政实务之间是相互影响、耦合发展的关系，行政法学理论对立法活动具有引领、规范与指导作用，立法的制定与实施不断推动、促进行政法学理的更新。体系化是法典的突出特征，法典总则更是法律体系化的最高呈现。

[28]提取公因式能够提高法典总则的抽象程度，提高法律的逻辑完整性和内涵经济性，从而避免冗赘的重复。整体而言，行政法总则的立法技术主要包括提取公因式提炼学理共识与体系补全，三者共同促进行政法总则的体系化。

[14]制定一部结构严谨、篇幅合理的行政法总则是实现行政法总则功能的重要条件。除了以严格的逻辑顺序叙述出来，法典必须是完整的，[48]从技术目的角度观察，相比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以体系逻辑性与科学性为导向，体系补全立法技术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体系的逻辑性而以体系完整性为导向。

一方面，法学是基于哲学思辨、对话反思以及理性建构相结合的一种不严密的公理化形式的演绎型理论模型，其中必然包括个人的价值判断。三、行政法总则的提炼学理共识立法技术 在一定意义上，学理共识与法理、法律原则等价。序编模式以《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为主，强调将最一般性原理、原则等内容单独规定在分则各编之前。[7]当然，行政法总则不仅应具有体系之美，还应追求对行政实践的回应性。

某种学术观点只有经过长期的学术辩论、批判与修正，才能产生真正具有理智说服力的学理共识，并通过理性说服获得权威。[48][英]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1页。

将这些不适宜在分则规定的规范置于总则中，实际上能够强化总则的结构完整性与内容的全面性。譬如，20世纪90年代，关于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大讨论。

因此，需要运用体系补全立法技术，将行政法总则应当规定、能够规定或有必要规定的规范予以提炼，体系补全总则的立法空白。[47][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另一方面，行政改革实践与行政审判为学理共识的形成提供经验素材。从行政立法实践观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领导的行政立法研究组的重要任务便是研究制定一部对行政法治建设具有体系性、纲领性和一般性意义的行政法总则，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与立法技术不够成熟而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行政法律体系转而走向单行法先行的立法路径。法典总则具有明显的体系效率。[16]参见王敬波：《行政基本法典的中国道路》，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4期，第27页。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将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未来五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从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出发，行政法总则是对各个行政领域的一般现象的高度抽象与概括，这些内容体现于单一行政法典中并统摄该法典后续行文方式。

除了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及核心制度外，法的适用范围、期间以及概念定义等是一部法典总则的必备要素。如上所述，学理共识本身具有客观性，但这种存在意义上的客观性不能通过自然科学的因果律或同一律等逻辑方法获得证明，因为法律不是因果律上的真理（真实性），而是作为规范科学的法学。

[30]参见舒国滢：《法学的知识谱系》，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911页。而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等引发了对正当程序原则的持续学术大讨论。